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發現14個優秀綜試區對外宣傳的跨境電商進出口額有大有小，由于各城市的統計口徑不一致，有些是海關監管平臺的窄口徑數據，有些是商務部門統計的寬口徑數據，因此，數據只能大致反映綜試區建設發展的一個側面，并不能代表綜試區的絕對水平。這14個綜試區的發展基礎有優有劣、建設時間有長有短、產業規模有大有小，他們能上榜“第一檔”城市，更多源于他們立足本地的區位優勢和產業基礎形成了自身獨特的發展道路。 

通過國家和地方政策文件的梳理，以及14個優秀綜試區發展密碼的分析，我們試圖從國家頂層設計和地方資源稟賦、產業政策角度，剖析跨境電商綜試區建設發展的底層邏輯。

仔細分析國務院前后七批綜試區的批復文件，我們可以洞察出國家賦予跨境電商綜試區的主要任務和重要使命。第一批到第三批還處于綜試區建設的早期，建設的主要任務集中在跨境電商技術標準、業務流程、監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設等方面，主要目的是探索形成跨境電商的監管制度框架。

從第四批開始，隨著跨境電商在國際貿易中新動能、新引擎的支撐作用日益凸顯，綜試區開始承擔更多建設使命。第四批（2019年12月）要求跨境電商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開展品牌建設，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第五批（2022年5月）在疫情背景下傳統貿易受阻，跨境電商因線上交易、非接觸式交貨、交易鏈條短等優勢，實現了逆勢增長，承擔了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暢通產業鏈供應鏈的重要責任。第六批（2022年2月）要求跨境電商助力傳統產業轉型升級，促進產業數字化發展，這也意味著跨境電商在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方面要發揮更大作用。同年11月底的第七批，從國家戰略角度出發，要求跨境電商在貿易強國建設中承擔更多歷史使命。

從以上梳理中可以看出，跨境電商綜試區作為“我國跨境電商先行先試的試驗田、跨境電商發展的創新高地”，在助力我國外貿穩規模、優結構中承擔的責任越來越重。那跨境電商綜試區到底在試驗什么？它創新的主攻方向又是什么呢？通過國家發布的跨境電商政策脈絡我們可以發現，綜試區實際上“試驗”和“創新”的就是兩條路子：

一是創造一種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和產業發展模式，推動政府部門運用互聯網思維、大數據手段管理新興業態，并逐步形成一套適應和引領全球跨境電商發展的管理制度和規則；

二是形成一種新的產業生態，使其與制造業產業集群共生共榮，合力打造要素齊全、合生演化的跨境電商產業生態，并不同程度嵌入全球產業鏈價值鏈。

總之，跨境電商綜試區建設就是要搭建政府監管服務體系和產業生態體系。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這兩項都是長期系統工程，這也就注定了綜試區建設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僅僅追求進出口交易額的數字增長，而應該結合本地外貿和產業特色，積極開展“跨境電商+產業帶”活動，推動跨境電商與本土優勢產業的深度融合和雙向滲透，實現本土產業的國際化、數字化發展，從而提升本土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建設使命決定了綜試區注定要走長期主義內涵式發展道路，尤其對于那些基礎較差的綜試區，都要有從0-1的艱難起步，從1-10的量變積累，最終才會迎來10-100的快速發展。綜試區建設只能堅持長期價值主義，通過日拱一卒、自我迭代、久久為功，最終實現量變到質變的跨越。

在跨境電商綜試區建設滾滾向前的十年間，每一座城市都如同一位獨特的匠人，手握各自的資源稟賦，賦予跨境電商發展的天然基因，也精心雕琢著屬于自己的未來圖景。

跨境電商這種新興貿易方式有著獨特之處，其跨越時空的特點，一定程度上彌合了城市之間的資源差距，讓所有綜試區城市都有機會站上起跑線。外貿產業基礎好的城市，相關優勢資源的導入讓跨境電商發展站在了更高的起點上；資源稟賦相對較差的城市，也有起跑的機會，可以從零開始甚至實現后來者居上。

縱觀全國跨境電商發展較好的城市，根據發展路徑和支撐要素的不同，大致可分為產業依托型、口岸樞紐型、邊境口岸型、交易集聚型、無中生有型。

產業依托型是指外貿產業基礎較為發達的城市，如寧波、廣州、蘇州等；口岸樞紐型主要是我國港口或航空口岸發達的城市，具有交通運輸和供應鏈樞紐優勢，如上海、廣州、青島等；邊境口岸型主要是內陸的進出境口岸，具有跨境電商集聚運輸通關優勢，如阿拉山口、崇左（憑祥）等；交易集聚型是指靠近消費人群或是交易平臺、賣家集中的城市，如杭州是跨境電商平臺企業的集聚地，深圳有15萬跨境電商賣家，義烏有超過20萬的跨境電商主體；無中生有型是一種比較特殊的發展類型，如早期的鄭州主要憑借創新跨境電商通關模式，在外貿基礎和交易平臺等各方面均不占優勢的情況，創造了跨境電商無中生有的奇跡；另一個特殊案例是內陸城市太原。當然，優秀綜試區的發展并不是依仗一種資源，往往是幾種因素互為助力的疊加效應。

概括起來，跨境電商綜試區的比較優勢無非就是兩個方面：要么有人，要么有貨。有人，或者賣家主體多，可以發展跨境電商出口，或者消費者多，發展跨境電商進口有優勢；有貨，或者本身產業帶商品豐富，是跨境電商出口商品的貨源地，或者國際物流發達、綜合物流成本低，可以進行全國攬收集貨，打造跨境電商供應鏈樞紐。

城市資源稟賦的不同也造就了各個綜試區不同的發展思維，形成了以深圳為代表的電商思維和以寧波為代表的外貿思維。

深圳綜試區15萬個跨境電商賣家中絕大部分是貿易型賣家，很多大賣手握上千個店鋪和幾十萬個SKU，這就奠定了深圳賣家的電商思維，他們緊跟平臺和市場趨勢，擅長打造爆款，重流量、運營、營銷，是市場最前沿資訊的集散地，在信息獲取能力、營銷能力以及運營效率方面，深圳賣家幾乎讓人難以望其項背。

寧波綜試區有發達的傳統外貿基礎，更多的是工貿一體化賣家，他們往往精耕細作某個垂直細分領域，這就形成了寧波賣家的外貿思維和產品思維，他們緊抓產品，穩扎穩打，重產品研發、品質把控、供應鏈，是跨境圈中低調內斂的存在，從豪雅、遨森、樂歌等跨境電商的龍頭企業身上，也可以看到寧波大賣迥異于深圳大賣的不同氣質。

這兩種發展思維本身并沒有孰優孰劣的區別，都是基于當地的產業基礎和發展特色形成的。對于后發的綜試區，前期以電商思維來推進，積極渲染跨境電商氣氛，引進培育并舉，快速壯大跨境電商主體，通過舉辦論壇、培訓等活動提高對大家跨境電商的認識；中長期來說則要以外貿思維為主，利用跨境電商這種貿易形式，帶動本土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和國際化發展，實現貿易產業的深度融合。

因此說，跨境電商綜試區建設一定要找到自身的突破點，無論以物流為主導，還是以產業為主導，無論是夯實基礎設施，還是提升城市軟環境，都要結合本地的實際情況，選擇某一突破點來形成自身的比較優勢。如鄭州前期是以通關和物流為導向的，借助便捷通關和區位口岸的優勢，集聚了全國其他省份的很多出口跨境電商貨源，也吸引了各大跨境電商進口平臺在鄭州設立區域分撥中心。既無機場又無海港蘇州綜試區，始終把推動產業帶與跨境電商深度融合作為主攻方向，將體量龐大的制造業變成跨境出海的優勢。南京依托雄厚的制造業基礎和“中國軟件名城”的優勢，形成了以工業品出海為突破口、以優質軟件服務為特色的城市進階之路。外貿產業不占優勢的長沙和成都，憑借城市吸引力、營商環境和人才基礎，成為沿海跨境電商大賣內遷的首選區域。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各地區要找準自己在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國內雙循環中的位置和比較優勢”，對于綜試區城市而言也是同樣的道理，綜試區要在橫向比較中認清自身所具有的特點和長處明確自我發展定位，找到跨境電商高質量發展的著力點。

跨境電商是市場需求導向下通過技術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形成的產業，市場起到決定性作用，但地方政府的治理責任更不可或缺。跨境電商產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離不開政府與市場的協同發力，政府通過制定產業發展規劃、提供財政支持等措施，為產業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同時，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推動各類企業在充分的市場競爭環境下，實現要素有效配置和快速流動交易。

政府和市場關系在產業發展方面的映射就是產業政策。為了方便理解產業政策的不同類型，我們把各種產業政策分成二軸四象限：

橫軸（X軸）：市場導向&政府導向。市場導向是指政策主要依賴市場力量，政府干預較少。政府導向是指政府在產業發展中起主導作用，通過制定政策、提供資助和監管治理來引導產業發展。

縱軸（Y軸）：短期效益 &長期發展。偏重短期效益的政策旨在迅速體現工作成績和產生經濟效益；長期發展更關注長期的結構性調整和可持續發展。

象限一（市場導向+長期發展）。這類政策更注重跨境電商產業的長期發展，主要通過政策引導作用，將市場資源和社會資本向那些具有長期價值的領域集聚，以提升產業的整體競爭力和可持續性，目前主要包括跨境電商平臺建設、跨境電商產業帶培育、跨境電商產業基金、海外倉建設等。

象限二（市場導向+短期效益）。這種政策屬于“短平快”型，目標是快速見效，如支持商協會、公服平臺、平臺企業等組織跨境電商培訓、資源對接會、博覽會等，快速孵化一些跨境電商企業，或通過舉辦各類會議、博覽會等形式，快速集聚全國優勢資源以及提升城市影響力。

象限三（政府導向+短期效益）。這種政策主要包括產業補貼、稅收優惠、財政獎勵等。有些地方政府為了快速提升跨境電商進出口數據，或是推動跨境電商企業或優質項目盡快落地，通常會提供一次性落地獎勵、進出口貿易額補貼等，希望短期內迅速實現跨境電商數據增長和企業集聚。

象限四（政府導向+長期發展）。這些政策通常具有較長的實施周期和廣泛的社會經濟影響，需要政府主導來做長期規劃和資源配置，屬于“放長線釣大魚”型，包括跨境電商物流、公服平臺等基礎設施建設，良好的營商環境打造，以及絲路電商、一帶一路倡議等國家戰略的地方實踐等。

通過二軸四象限的劃分，我們發現第三象限以進出口補貼、一次性落地獎勵等經濟激勵手段為主的產業政策，往往會造就一些“候鳥式”企業，他們看重政府補貼和獎勵，僅在政策支持期內短暫停留，一旦支持期結束就轉戰其他地方，在各個綜試區間頻繁遷徙。這種“候鳥式”企業除了給當地留下一些“過路”的進出口數據之外，并不會給當地帶來產業發展帶來真正助益。

因此，為了行業的長遠發展，特別是8月1日正式實施的《公平競爭審查條例》要求取消稅收優惠和選擇性財政獎勵后，各綜試區要盡量清退這種政府主導+短期效益的產業政策，而是要把更多的資源轉向市場導向的長期發展和政府導向的長期發展這兩個象限，同時通過第二象限市場導向的培訓、展會、交流會等活動，快速提升跨境轉型意識，積極營造產業發展氛圍。

具體來說，隨著跨境電商產業逐步走向成熟規范、綜試區建設邁入深入發展階段，各個綜試區的財政扶持政策要適時進行調整和轉變：

轉變1：政策的重點和著力點。跨境電商這種新業態新模式來說，地方政府的支持政策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是優秀綜試區仍在不斷出臺相關支持政策。但跨境電商支持政策要摒棄單量、金額等方面的補貼，而要更關注傳統外貿企業轉型速度、新興生態資源落地情況，政府更加注重提供高效的公共服務、基礎設施建設、人才培養和產業鏈配套，通過優質的營商環境吸引和留住優質投資；同時，支持政策除了扶持優質企業外，要更覆蓋廣大中小企業，通過普惠式的支持政策，讓中小企業也能享受政策紅利。

轉變2：政府職能的轉變。隨著企業需求從要資金、要優惠轉向要市場、要環境，政府從干預與支持轉變為監管與服務，打造服務型政府，通過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吸引企業集聚，構建支撐產業快速發展的公共服務體系，打造更具活力的產業生態系統。

轉變3：政府招商方式的改變。摒棄以往“稅收招商”后，政府更關注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并利用好“資本”這一有利招商工具，利用政府產業引導基金，吸引行業內的龍頭企業落地，以更為主動的方式發揮財政資金的引導作用。同時，產業基金的市場化運作機制，有助于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共同推動產業的快速發展。